评《超人》：“有用”的幻觉
更新时间：1970-01-01 08:00:00
在詹姆斯·古恩执导的《超人》中反复出现了这样的段落，莱克斯·卢瑟下达指令给他的技术人员，操机员们再迅速按照卢瑟的指示去操纵博拉维亚之锤/超霸（在影片后段反转成伪超的角色）做出相应的动作对超人实施打击，其效果显著以至于影片开场我们就看到超人被重创到呕血以及全身多处骨折的惨状。这似乎可以看作《超人》全片的一个缩影，古恩所执行的方法与卢瑟无异，这是一部通篇被效用计算所统摄的电影，而在这一点上它与当下随处可见的短视频等速食文化共享着同一逻辑核心 —— “有用”必须当即生效。
当人们夸赞《超人》是一部善良、真挚的电影时，想必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古恩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了“有用”的镜头。比如对准那些被超人及时救下的小动物好像就能合理化创作者对于生命一视同仁的博爱之心。可影片真的有确立出人物真实、情感真实及世界观真实吗？实际上这只是“效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麻痹程序，是功利主义的可持续写照。
从影片内部来看，为了不至于落入人物真空、情感真空和世界观真空等问题，也就是为避免使其成为一部悬浮的“真空电影”，古恩的“去真空化”解决方案则是采取“效用驱动”的手段。不管视觉上是否塑料，特技是否粗糙、质感是否轻浮（或许这些你也可以称之为他的“风格”），更不管片中的世界观是否成型、是否健全。先投机地置入一些严肃的、强烈的现实元素，那么在这里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本片用贾汉普和博拉维亚两国的争端来影射现实中的国际冲突，他不在乎你代入的是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还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或是美墨边境的问题。于导演而言，这些只是可利用的调度工具，古恩在意的是“有用性”的合法权，而不在乎民众的恐惧，不在乎人之痛。真正的痛苦与恐惧被抹杀了。这部电影就好像在开一个地狱级玩笑，不见其任何社会责任感。
超人本身就是一个战争遗孤，那么这说的是移民身份，再比如超人类泛滥的威胁，这说的又是全球化危机。创作者先将其种种要素填充进他的文本，然后将其转化为可消费的符号，这自然就会引起一种撕裂性的情绪煽动，场外的观众这个时候也不过是在消费政治正确的姿态。这么做不仅可能扰动现实事件的涟漪，且这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真情实感。它就是要以实际效用为最高准则，以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这就是被效用计算主导的逻辑。那些可计算的、可预测的，被效率优化的场景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场戏，卢瑟勃然大怒把铅笔筒数次打翻在地，待他的手下一次次复原，卢瑟再重复一致的动作，这种不止不休的折返运动不只是制造了一个不好笑的笑料，而是速写了他的（亦是导演的）方法在公司上下被贯彻执行的结果。
这种效率的幻觉同样体现在本片的情感层面和人物层面。超人从开篇疗伤时起，城堡内就循环播放着亲生父母给他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超人的心灵疗愈方式。到影片最后则替换为养父母和自己成长的瞬间。问题在于既然超人一遍又一遍强调自己身为一名普通人，拥有普通人的情感，那么他这份普世的情感怎会允许亲生父母的那段全息影像周而复始地播放运行呢？超人从小到大在一个本就美满的人类家庭里接受着真善美的教化，他之所以愿意相信每一个人，正是基于他在地球上被养父母所教导、塑造出的三观，这才是那个被歪曲的、原有的情感逻辑，也是支撑超人这个人设的基石。结尾处养父母和超人儿时的成长片段、那些童年记忆才是早该涌现出来的。可古恩偏偏选择留到最后一刻，为的就是打造一出《银河护卫队2》那般生育和养育之辩，且最后养育的恩情必然胜出，如此顺拐地给超人贴上了一个虚假的人物弧光，也是给影片安插了一枚空心的情感炸弹。这类可速成的，且可供被随时改写的“有用”模板，均出自商品化的情感计算。
这位超人根本没有人物弧光，詹姆斯·古恩秉持着效用至上主义的态度，所做的只有情感劫持。片中这个情感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就如一粒粒情感的预制糖精，在适当的时候投喂给他的观众，让观众误以为它顺理成章，实则却不能细想。那些段落是为了突出情感吗？当然不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情感，也从未试图创造情感。
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反映出上述问题。比如来自亲生父母的后半段全息投影，我们可以说无比精确的遭遇了语言的崩溃，而后通过这个反转直接演变为数字猎巫的有利工具，让卢瑟不费吹灰之力就使超人的口碑一塌糊涂，甚至让他身败名裂，这一点恰好概括了影片算力的空无。卢瑟最后输了，但他并不是输在了计算上，而是他用在超人身上的这套方法被反用在了自己身上，那么你马上就会看到舆论的整体转向，民众和媒体迅速向超人致歉，转而开始谴责、讨伐卢瑟，这个效用驱动的逻辑改变了吗？当然没有。这只是一种“有用”的幻觉。
犹如电影开场，作为观众的我们完全不知道超人究竟为何战败，还被打出了多处骨折的重伤。那为何最后一场战斗超人又莫名其妙的赢了回来？同样的道理，卢瑟的女友从即走即拍的网红到最终成为了扳倒卢瑟的决定性因素，那些照片被证实是“精心计算”过的，其信息的截获取决于构图的卡位。上述这些都可以与这种效用优先的创作逻辑形成银幕内外的互文性。而我们需要的不是被效用思维所遮蔽、麻痹乃至侵占的工具意义，而是应该恢复对实在意义的感知需求，对创作至纯性的召唤，对于思想自留地的捍卫。
这里不得不提及上一部超人电影《钢铁之躯》。扎克·施耐德拍超人不仅没有回避这个人物的神性，反而是赋予了极强的宗教意义，使之成为了一部宗教性电影。《钢铁之躯》就是一个古典宗教叙事的现代诠释。
氪星人的基因工程、殖民扩张，再到整个氪星的覆灭，隐喻了旧约的崩塌。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也在片中进行了逐一对应。超人就是基督的直接映射，33岁第一次穿上战衣，接受了自己的使命，而这也是耶稣传道的年纪。甚至在超人第一次练习飞行时，当他垂直上升，展开双臂的动作便顺势成为了一个十字架的视觉语言。披风的颜色也不同于任何一版超人，与传统的、明亮的、鲜艳的红并不一样，而是没有那么明艳的绯红，更接近圣母玛利亚内袍的颜色，特别是卡拉瓦乔《圣母之死》画作里的那个红色布幔的颜色，在这里代表了受难、殉道。左徳的黑色战服则很明显象征了堕落，因为他就是被放逐的路西法，他要灭世。左徳和超人的对抗也是暴力征服或和平共存的抉择。超人最终为了另一个物种杀死了他仅存的族人，牺牲了他的纯洁性。
超人来到地球就是降世，创作者借这一英雄形象，他的神性，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信仰焦虑，而最后的解答是，信仰源于责任和自主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表意链。
《钢铁之躯》在视听上特别强调了小景别和大景别的两极调度，能看到超人类作战时巨大的破坏力，毁天灭地的战斗场面是极少在真人电影中被实践过的案例。在拍摄超人升空腾飞时，当超人有了破音障这个加速动作，导演会用一个快速的推焦来强化这种动能。这个物理参照就是现实中的战机，有了这个视觉参考，才保证了超人冲上云霄时的物理视感。
而扎克·施耐德在三年后的续作《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以下简称《蝙超》）中完成了一个“正反拍”，回应了布鲁斯韦恩的人类视角是如何去看待《钢铁之躯》最后一幕的那场大规模毁灭的。影片的前两场戏分别叙说了布鲁斯韦恩的两个创伤，一个来自童年时期，另一个则是中年时期，一个带给他的结果是成为蝙蝠侠，另一个就是必须杀死超人。它用一个哀歌式的、仪式化的悲剧叙事作为起手（汉斯·季默也延续了那种宗教咏叹调式的配乐），巧妙地并置了这两个创伤。两场戏下来已经完成了叙事、写人、人物动机及情感逻辑这几大要务。
《蝙超》亦可视作“超人必须死”，它和《钢铁之躯》是上下集的承接关系，是在对《钢铁之躯》最终战的事件做清算。超人确实是在救世，但代价是什么，附加伤害有多大？《蝙超》是真正有在触及权力与恐惧这层探讨的，也严肃地讨论了伪神的概念，解构了超人的神性外衣，对救世主情结发问，特别是在这个加速极化的世界，它其实比《钢铁之躯》更为激进的表述了当前超级英雄的伦理困境。借由英雄叙事、神话叙事去看待眼下的现代性危机，这个内核是相当严肃的。相比之下，詹姆斯·古恩版《超人》中那些怪兽和超人类的行为如此猖獗，但有任何人关心过人民不可承受之重吗？
《蝙超》里也有对超人的猎巫审判。国会大厦爆炸的那场戏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当代隐喻，这个大事件之后更加没有人再愿意相信超人的神话和其纯洁性了，随之而起的只有民粹主义的呐喊。詹姆斯·古恩版《超人》所涉及政治的情节动作在这些面前都略显卡通了。
很可惜，《蝙超》本有望成为一部杰作，然而较多的外部干预导致了这一遗憾，尽管如此这仍是一部被低估的电影。它丝毫没有妥协其严肃性，不像每一次漫威式的道德安全，不敢承担任何非道德的，甚至非正义的表达（基于市场分析和风险评估），因为对于他们的娱乐目的来说，这个风险太大了。
娱乐的尽头是工业泡沫。这部《超人》也不过是一部漫威式的代餐，是“有用”娱乐的廉价工程。观众在娱乐之中对这种即时满足感（效用最大化）可以无意识的产生生理性依赖，宛如这个时代下我们目及所见的，过度依赖效用计算的短视频暴潮。唯独剩下工具价值，却早已违背了内在的伦理价值。这是功利性创作的时代，更是新娱乐至死的进行时。
詹姆斯·古恩版《超人》里有这样一场戏，超人撑住了一栋倒塌的大厦，救下一名开车的女士并为她争取逃走的时间。接着在一个不断后撤的伪视点运动镜头中，我们看到超人从废墟和浓烟中缓缓升至空中的身影，阳光（圣光）穿透浓烟滚尘倾洒下来，此时的超人就是一位圣人，光辉的、伟岸的身姿悬停在半空，俨然一个弥赛亚的形象。矛盾之处在于导演若想人性化超人，又为何要把他当作神和救世主来拍呢？这些所谓伟光正的“高光救世”段落瞬间就让人性化超人的高浓缩宣传标语不攻自破。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将超人/神明降格为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解似乎落在了克拉克·肯特身上。
不知大家可否还记得十九年前的《超人归来》。片中有一个段落是露易丝猜测克拉克可能就是超人，随后看到他憨厚笨拙的反应又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也许超人的命题本该是“成为克拉克·肯特”，而不是被赋予英雄叙事的化身 —— 超人。这兴许才是真正尝试人性化超人的基础。如此一来重点不在super，而在于man。那么也就要涉及到内在真性（一种无用）与社会期待（一种有用）之间的反差，这同样是平凡与超凡之间的永恒张力。
作为超人的卡尔-艾尔极大满足了社会对于英雄形象的普遍期待和终极想象。作为普通人的克拉克则符合了社会对于默默无闻上班族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印象甚至能够掩盖那个一目了然的事实，即克拉克就是超人。所以本质上这并不是来自什么催眠眼镜的幻想设定。
数字时代无疑加速了这种身份的分裂（当然也包括数字身份），很可惜詹姆斯古恩的《超人》没能深挖这种当代性，反而是在方法论的层面朝着时下最易“成功”的短视频逻辑靠拢。在这个由效用驱动的，娱乐至死的新形态之中，古恩像卢瑟一样执着于“有用”的幻觉，观众也随之陷入更深的认知退化。
身份分化在亨利·卡维尔版超人身上并无体现，也就是说身为克拉克时，他依然是超人的姿态。在这里，扎克施耐德关心的只是神性的概念及代言，包括后续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而并未承认社会场景中不同的自我。
《超人归来》里的这一段落在露易丝维护剧情需要之外，更表明了维持社会认知的稳定秩序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是必要的，最终才以她并未跨越社会角色的认知界限而告终。同理，当克拉克的眼镜掉落在地，露易丝头也不抬地拾起他的眼镜并递回，只因为她不需要看见那个真相（超人的面孔）。
若干年后DC如果再重启超人电影的时候不妨想想，克拉克肯特的这些行为或许并不是一种印象管理，社会面具之下的流动状态也可以不是为了伪装（身份转换不再是保护机制），而是诚实的体验超人之外的真我，努力适应不断增压的社会节奏。这可能才是超人“走下神坛”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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